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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传统文化:王蒙讲孔孟老庄全集

    王蒙讲孔孟老庄全集

    自己丰富才能感知世界的丰富,自己善良才能感知世界的美好,自己坦荡才能逍遥地生活于天地之间。

     


    王蒙先生音频平台首次发声,从孔孟老庄到理学心学,多重身份跨界全新解读,帮你发现国人价值观、思维方式、生活习俗源头,了解这个世界和自己。

    王蒙讲孔孟老庄,“要的就是老王的那点灵气、经历、沉浮,那点切骨的感受与独有的体会,那点言之成理、思之成精的新发现。”

    84年人生阅历,以长者经验,解读古圣先贤身处顺境逆境的担当智慧;

    60年写作经验,以作家积累,精选原典名篇,讲透背后的文学、历史、哲学;

    55年教学经历,以学者态度,去粗取精,古今比较,纵览千年前最聪明脑袋的思维方式;

    遍访60多个国家,以全球视角,中西方思想融会贯通,新高度解读经典;

    读《论语》,成就谦和儒雅的自己,以更高雅的志趣,看淡生活的跌宕起伏;

    读《孟子》,看透名利真相,不忘初心,守住原则底线,辨清利义要害;

    读《道德经》,洞见世间万物最根本的道理,站位高远,揽怀众妙;

    读《庄子》,心如涌泉,意如飘风,虚室生白,逍遥乎寢寤大樗之下;

    时代改变,但生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思想,至今深刻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、行为方式。重温经典,与先贤为友,以孔孟精进工作,以老庄安顿身心,以传统文化滋养人格。

    课程包括:王蒙讲孔孟老庄mp3+全文

    王蒙简介:

    王蒙,历任共青团干部、文化部长、中共中央委员,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,全国政协常委,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。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,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发表长篇小说七部,中、短、微型小说集十余部,评论集十余部,散文集十余部,古典文学研究三部,旧诗集一卷,新诗集二卷,并有取自英语、维吾尔语的译作。1993年出版《王蒙文集》10卷2003年出版《王蒙文存》23卷。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余种文字出版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《活动变人形》等,其中,长篇小说《这边风景》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;中篇小说《布礼》《蝴蝶》《杂色》《相见时难》《名医梁有志传奇》《在伊犁》系列;小说集有《冬雨》《坚硬的稀粥》《加拿大的月亮》;以及诗集、散文集、文艺论集等。

    王蒙漫谈孔孟老庄适合人群:

    希望看清世事表象,解决人生困惑,提升洞察能力的你;
    渴望提升个人知识储备、文化素养和思辨能力的你;
    希望提升自身格局,学会为人处世,获得心灵寄托的你;
    希望摆脱博弈旋涡、学会取舍、与名利和谐对话的你;
    希望从根本上梳理传统文化知识,拓展阅读面的家长和孩子;

    你将获得:

    从孔孟老庄到阳明心学,100期课程帮你澄清概念误区,建构认知系统;
    给你对待自己、对待人际、对待家庭乃至国家的一整套解决方案;
    掌握历史的法则,古今对比,开拓视野,避免片面,提升人生格局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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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能世事周全,妥善管理人心、与领导沟通,与伙伴达成共识;

    王蒙漫谈孔孟老庄:道通为一

    在中国古代圣贤中,老子强调“道”、庄子强调“通”,庄子讲《齐物论》的时候提到“道通为一”,说大千世界、林林总总从根本的存在上、本质上看都是相通为一的,都是整体的大道、天道的一部分。近年来,国家提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本期讲坛特别邀请王蒙先生从中华文化的宇宙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方法论上进行讲述。

    中华文化的理想

    理想不可能完全实现,但这是文化的一部分。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,虽然没有实现,但是表现出了文化追求。

   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,最突出的理想就是“天下为公,世界大同”。《礼记》里面的这段话表明了这个理想: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。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。矜寡孤独废疾者,皆有所养。男有分,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。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,盗窃乱贼而不作。故外户而不闭。是谓大同。”中国古代的理想追求,还有一个就是“无为而治”,我们都知道“无为而治”是老子的话,其实孔子也把无为而治看作一个很高的标准。在《论语》快要结束的时候,孔子说:“无为而治者,其舜也与?夫何为哉?”能够做到无为而治的,不就是舜吗?舜没有做什么事情,就是端端正正地坐在北面,向着南面,各种事情无为而治。无为而治到底是什么?

    老子也说过:“太上,不知有之。”权力存在的最高境界是它有没有你都不知道。为什么?因为老百姓都非常自觉,一切都符合公德,符合他人的利益,符合社会全体的利益,就是你开车完全符合交通法规,所以你根本用不着考虑那儿有交警。所以,“太上,不知有之;其次,亲而誉之,其次畏之,其次侮之。”第二等才是歌颂统治者很好,这是第二层次。陈毅同志早在1950年左右已经写诗“赞歌盈耳神仙乐”,他很早已经看到到处都是赞颂,实际上也很好,但是这并不是第一等的。第三等是对权力的敬重,权力有令人生畏的一面,你不敢违反,否则会受到惩罚。对于权力,老子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况:“功成事遂,百姓皆曰:我自然。”事情办好了,老百姓都认为这是老百姓自己做的,这儿的“自然”指的是我自己做的,就是说权力的意图和人民的意图完全一致。老子还有更加聪明的话:“圣人无常心,以百姓之心为心”,孔子也说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不若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。”比较起用行政的手段来引领,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,不如用道德的方法来引领,用树立文明礼貌的方法来规范。

    尚德尚善

    不管是儒家、道家,还是其他家,大部分在中华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,都认为人性是善的。法家在某种程度上,有讲人性不那么善的一面。中国文化的理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循环统一机制,应该怎么样治国平天下,倚靠的是文化、道德、仁爱,实行的是仁政,道德上有示范的作用,才能得到民心,得到天下,这是第一个问题,用道德、仁爱、文化来治国平天下。

    第二个问题是,人的道德和善良,是从哪儿来的呢?讲得最清楚的是孟子,“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;羞恶之心,人皆有之;恭敬之心,人皆有之;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。”看到别人受苦、为恶,忍受不了,这是人性本身存在的,人会可怜弱者。如果你做了坏事,做了对不起别人的事情,会害臊,会讨厌自己。人性本身就是善良的。到了老子,他说:“能婴儿乎?”你能恢复到婴儿的状态吗?这是老子对初心的提倡,要和婴儿一样天真无邪,善良纯真。孔子认为人性里面有孝悌,对你父母是有孝敬之心,对于你自己的兄弟姊妹,肯定有友爱之心,这是孝悌。另外,孔子还认为人都会好学,一个孩子要学说话,学穿衣服,所以孔子也认为人性本来是善良的。庄子则强调一只鸟都知道飞得高一点,来避免弓矢把它打下,连田里的老鼠都知道把洞挖得深一些,怕你把它挖出来。所以,他们认为人性善良,百姓自然明白什么事能做,什么事不能做。所以执政也应该标榜、宣传,实行仁爱的政策,才能得民心,也就能无为而治。

    第三个问题,善良是从哪儿来的?这是天性、天良、良心、良知、良能,良知就是不学而知,用不着学习,就会知道的。比如爱母亲,是谁上过孝顺课吗?不是,这是天生的。人性就是天性,这个话可不得了啊!这句话不简单!什么是天性?什么是天意?民意就是天意!民心就是天心!所以,老子说:“圣人无常心,以百姓之心为心”,百姓之心就是天道,就是天意,执政必须符合百姓之心,符合民心,符合民意,你才是符合天心、天意,得民心才能得天下,孟子说得非常清晰。

    第四个问题,天是什么?天既是超人性的神性力量,又是我们整个存在的总括。在中华文化里面,天既是唯物的概念,也是唯心的概念,甚至是上帝的概念。项羽打了败仗,说:“天亡我也,非战之罪也。”是老天爷要灭我,我能有什么办法呢?我每一仗都打得很好啊!在很长时间中,天就是类似于上帝的概念,又是更高级更根本的存在的概念。萨特讲存在先于本质,孔、老则认为天是本质与存在的统一。老子认为这个统一的体现是道,孔子也讲道,更讲仁德。老庄喜欢从哲学上总结,孔孟喜欢从道德伦理上总结。所以,天的概念,既是哲学的概念,又是道德的概念。天还是万象整合、万法归一、道通为一的概念。《道德经》里面提及最多的字就是天,比道还多。

    天又是道的另外一个名称,《道德经》里面有一句话:“道常无名,强字之曰道”,我对这一句话有别出心裁的解释,老子说的是,道是没有名称的,既是本体,也是方法;既是精神,也是物质;既是起源,又是归宿;既至大,又至小、至微、至精;既是正面的,又是反面的。这就好像数学里面的无穷大。到了无穷大的时候,正数和负数是通为一的,弧线和直线通为一的。所以,无法给道取出正名,只好取了一个字,它的字就是道。天指的是道,义指的是道,通指的也是道。

    这样一来,中华文化出现了一个奇景,把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统一起来了,把天性、人性、为政、道德精神统一起来了。所以,从性善论这一点上来推衍,我们可以掌握中华文化的关键之一是崇尚道德。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理论,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信仰。我们很客观地说,告子其实是有说服力的,他和孟子辩论,告子说,人性谈不上天生的善恶,是需要慢慢形成的,要看人受到什么影响和教育,既有善的一面,也有恶的一面;既有利他的一面,也有利己的一面,各方面都可能有的。今天看告子讲的很能服人。

    但是,中国形成的是人性向善的观念,这影响了中国的文化、政治、哲学、文艺学、艺术、世道人心,已经被老百姓长期接受。在中国,你强调性恶的一面,很难得到老百姓的认同。所以,这也是一种信仰,经常要用对天良的诉求来推动自己的政见、权力的运行。中国梦的实现,也离不开对天良的诉求。

    尚一尚同

    现在很难找出一种文化像中国文化一样,有这样的概念,通了之后要同,通就是同,同就是通。道通为一,就是多种角度说来说去,其实是同一种话。尚一、尚同是因为中华文化追求的是一元论,同时追求一与多的统一。孔子说:“吾道一以贯之”,孟子说“天下定于一”。孟子说,实行仁政是最容易的,只要善良一点就可以了。孟子主张人的善良与否,只是一念之差,所以到了王阳明那儿,强调知行合一,只要安了好心,就可以做好事。甚至到了孙中山先生那儿,他主张“知难行易”,也是因为看到了很多东西都是常识以内的事情。

    按照老子的解释就更多了:“昔之得一者,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宁,神得一以灵,谷得一以盈,侯王得一而以为正。”天得到了一,就没有雾霾了;地得到了一,就不会地震了;河谷得到一,就会物产丰富了……《红楼梦》修建大观园的时候,要找园丁,照顾花草,买奴婢、小子,要有文艺工作者给大家唱戏,还要有寺庙,有一个尼姑庵,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,封建贵族的整体。这样一种思维的观念,中国形成了许多和别的国家不同的东西。

    比如,九方皋相马。伯乐老了,君王要他去找千里马,他说:“我年岁大了,找不到了。你找我的朋友九方皋,他比我相马的本事还大呢!”然后,君王就派九方皋找马,九方皋领了“课题费”出差,一年后,找到千里马回来了。君王说:“这千里马是什么颜色?”九方皋说:“大概是黄色的吧。”君王问:“公马还是母马?”九方皋说:“大概是母马吧。”结果,牵过来一看,是一匹黑色的公马。君王说:“您连马的颜色和公母都分不清楚?我也不处罚了,走吧!”可是伯乐火了,说:“你要找特定毛色的马吗?是要找特定的性别的马吗?”君王说:“不是啊!”伯乐说:“九方皋给你找来的就是千里马,要它颜色、公母做什么?”中华文化太源远流长了,颜色、性别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找来的是一匹千里马。这是非常中国式的思维,抓大放小。现在我们讲“细节决定成败”了,这是工业文明的影响。

    中国文化强调一,又强调多。为什么?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,又是一,又是多。在郭沫若的诗里面,有一句话有人说最早出自《华严经》,就是“你一的一切,你一切的一。”并非说我自己说话只是一,我同时看到了多,我代表的是多。我的一,代表的是一的一切,当我说一切的时候,又统一成为一,否则国家乱成一团了。原以为这是中国文化当中十分绝的地方,一是一,切就是各种部分,又是一,又是一切。后来我知道,人类有这个观念。去年9月,我在旧金山作一次讲座,之后去渔人码头吃饭,渔人码头的一个最大的餐馆叫“Oneisall”,一就是一切,美国原来也有这种思想。我本来以为这是廉价物品店,是一元店,但是事实上这是美国有名的大饭馆,意思是你到我这儿来了之后,就等于所有的饭馆都去过了。一就是一切,这是很牛的思想,又有一,又有一切。

    中庸之道

    不管是孔子、孟子,还是老子、庄子,都很注重中庸之道。国家太大,从秦朝开始到唐宋,集中统一的权力达到高峰,要依靠一批精英。孔子:“君子中庸,小人反中庸。”我称之为中庸理性主义,不要过急,也不要过于迟缓,过犹不及,应当恰到好处,掌握分寸,留有余地,恰如其分。《论语》最大的特点就是恰如其分。

    比如,孔子说: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。”他要说的是如浮云,他并没有说其他痛斥的词,很有他的分寸。在孔子那儿,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,认为君子有一系列优秀的品质,但是小人没有。用朱熹的说法,君子和小人的区别,就像白天和黑夜的区别一样。到了孟子那儿,说的是“君子有终生之忧,无一时之患。”君子终生忧国忧民,却不会因为自己的小事在那儿患得患失。老子也说:“吾有三宝:一曰慈、二曰俭、三曰不为天下先。”这不是说他反对创造,指的是君王,你不要提出来天下人都不明白你要干什么的事情,这是老子对精英的理解。孔子不断分析“小人之过必文,文过饰非。”孟子说:“君子之过也,如日月之食也。过也,人皆见之;更也,人皆仰之。”孟子那个时候,对精英又有一些别的说法,认为是士和大丈夫,大丈夫威武不能屈,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。庄子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说,认为有至人、真人。我这里想和大家说一个笑话,庄子说,常人练气功,练呼吸吐纳之功,是把气吸到胸腹里面,庄子说,我们这些至人、真人呼吸的时候,把气吸到脚后跟里头。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,呼吸能不能把气吸到脚后跟里头。为此,我请教过不止一位歌唱家,歌唱都是练习呼吸的,王昆老师跟我说,把气吸到脚后跟不太可能,因为脚后跟没有气室啊。但是,唱歌的人在用自己的气的时候,脚后跟会颤动使劲儿,所以脚后跟能吐纳,也有一定的道理。中国对于精英的考虑,实际上各种文化也是很一致的。

    尚化尚通

    我想讲一讲尚化、尚通。中国早就提出了“化”的观点,在《尚书》里面已经提出来:“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”一切什么事情碰到钉子,无计可施了,这就叫做“穷”,你就要变,之后你就有了道路,可以维持下来了。到了庄子的时候,更喜欢用的是“化”,与时俱化,化和变相比,有些悄悄发生变化的意思。所以,我们不要认为中国人讲仁义道德,又讲一和同,中国人的思路很僵硬。不是这样的,中国人其实一点也不呆板,可以变啊,而且中国人承认有多种多样的选择。孔子说:“邦有道则智,邦无道则愚。”这个地方有道理,那么我就聪明;如果这个地方不讲道理,那么我就愚蠢。孟子的说法就是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。如果我没有条件,我就把自己管好了,如果我有条件了,那我就为天下百姓和君王效劳,这是孟子的说法。孙子说:“善战者,立于不败之地。”永远不让自己变成殉葬者。孟子说:“孔子圣之时者也”“伯夷叔齐圣之清者也”“伊尹圣之任者也”“柳下惠圣之和者也”。伊尹是任劳任怨,完成实际任务的。柳下惠是很和睦,好说话的人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只要有活儿他就做,不管级别和待遇。

    那么,“圣之时者也”又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千变万化,民不聊生,国无宁日,孔子如果不随时调整自己,把握分寸的话,他早就灭亡了。孔子尤其有一句话,让人看了心里面一动,他说:“我则异于是,无可无不可。”我的选择更加宽泛,没有什么一定可以,也没有什么一定不可以。孟子讲过孔子一个故事,说他在一个地方当官,因为君王对他实在太好了,所以孔子认为自己的仁政可以实行。但是一次在祭祀的时候,用于祭祀的好肉没有拿到,孔子一怒之下就辞职了。别人和孟子讨论,说孔子太小心眼了,如果肉没到,那么再等会儿,好肉就送过来了。孟子说,你们不明白啊!孔子是因为君王对他态度太好,他不能对不起君王,所以才答应在这里做官。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后,他觉得在这儿不能实现他的理想,那么他就要走。说是由于仁政不能实现才走,那矛盾就激化了,所以他就找一个借口,说是肉正好没来,所以官没法当,就走了。大家也不会去责备这个国家的君王,缓和了矛盾。孟子有很正义的一面,但是也还有这种很世故的解释。

    中国的思想理论是要想办法走“通”,老子、庄子更是主张以退为进,以弱胜强,以无胜有。老子甚至主张,柔弱是生命的特色,僵强是死亡的特色。

    重视养生

    中华文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重视养生,尤其是道家,把养生看作是人生核心价值之一。其实孔子没有专门讲养生,但是很多说法也是讲养生的。比如说,“君子坦荡荡,小人长戚戚”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。孟子也不是不注意这个,他讲究的是“居移气,养移体”,影响人的体态、气质、精神状态。孟子认为理想的小康社会是大家有足够的土地,然后50岁的人可以穿上丝绸做的衣服,70岁以上的人可以吃上肉,孟子十分重视民生。同时,老子提出了“无死地”的概念,人因为进入了死地,所以才会死亡。老子说:“盖闻善摄生者,陵行不遇兕虎,入军不被甲兵。兕无所投其角,虎无所措其爪,兵无所容其刃。夫何故?以其无死地。”摄生就是养生,有凝聚的意思,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凝聚起来。这样的人,在陆地上走碰不到犀牛、老虎,在军队里面走,碰不到武器。碰到这样的人,犀牛没有地方用它的角,老虎没有地方下爪,士兵没有地方用兵器,这就是人不应该进入死地。说起来很简单,很有道理,就是危险的地方不要去,恶劣的习惯不要有,如果酗酒,就是进入死地了;和黄赌毒发生了关系,也是进入死地;贪污腐化也是死地,自取灭亡。庄子还说:“善其生,善其死。”活着的时候要好好活,死的时候要好好地死,充分认识到大自然的规律。庄子这些话都很令人感动:“夫大块载我以形,劳我一生,佚我以老,息我以死。”大块就是宇宙,要活着就要辛辛苦苦干活,稍微安逸一些,年龄已经大了,死就是休息。对死看得最开的就是庄子,他有很多名言。

    孔子最有意思的是讲究吃饭的规矩,十分认真,说明了他对健康的重视、对食文化的重视,也说明了他对此岸、现实生活、活在当下的珍惜。孔子有很多讲究: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。食饐而餲,鱼馁而肉败,不食;色恶,不食;臭恶,不食;失饪,不食;不时,不食;割不正,不食;不得其酱,不食。肉虽多,不使胜食气。惟酒无量,不及乱。”人吃得再多,不能够把自己吃东西消化能力压倒,这样就不好了。孔子说得如此正确,越是好东西,不能让它把人压住,人要压住它。

    中国有一种特殊的说法,把儒、释、道、名、法、阴阳都能混合起来,化为一体。我去美国的次数比较多,有的时候和他们聊起中国,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“allmixed”,所有的都混合在一起。我上世纪80年代去的时候,还没有这种观念,一直到90年代、新世纪,大学教工食堂会宣布,今天有中国菜。一看,大杂烩就是中国菜,肉片、土豆片、胡萝卜片都混合在一起。他们认为中国的特点是混合。司马迁的父亲就说过:“天下一致而百虑,同归而殊途。”天下大道是一,但是人的考虑却有100种,归宿是一,但是道路途径有很多,关键是一而生多,多而归一。

    北魏时期由于佛教盛行,已经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,到了唐代,这种主张已经被很多人所接受。合一混一的主张,一方面养成了学理上马马虎虎、不求甚解、不讲求准确性严谨性的毛病,另一方面其实解放了接受某种主张的信仰者的头脑,扩大了某种学派成员的选择空间,同时弱化了不同学派乃至不同信仰、不同宗教间的价值争拗与文化冲突。至于中国民间,这种类似“三教合一”的现象多有所见,天真可爱,莫名其糊涂。从好的一面看,中国人想办法把不同的道理、学派放在一起解释,不但是命运共同体,而且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共同体。

    (本文为王蒙日前在上海图书馆的讲座,王培茗记录,王蒙审定。)